“小张，这个季度的以案促改自查报告交了吗？”

“王科长，这次的自查自纠台账上没写够三个问题，打回去重写吧！”

这样的场景在如今的体制内，几乎成为一道无奈的“风景线”。

反腐斗争本应是荡涤沉疴的利剑，却在某些层面异化成了“报告反腐”“台账反腐”。

当形式主义渗透到反腐肌理之中，一种新的治理困境正在形成，其核心表现正是基层工作人员不堪重负的“表格填制”之苦。

 （图片源于网络）

一、反腐形式主义的多维面孔

1. 重“纸面”轻实际

数量绑架质量：以报告数量、台账页数、问题条数作为反腐成效的关键考核指标。某市纪委年终总结中赫然写着：“全年各级人员共撰写自查报告21.3万份，建立各类廉政台账6.7万个”，数量之巨令人咋舌，而实效何在却鲜有评估。

“套路化”写作： 报告形成固定模板和空话套话体系。基层同志常互相询问“这次用什么模板？”“去年的报告能改改再用吗？”一份报告从形式到内容高度雷同，价值沦为应付检查的工具。

“台账迷宫”： 表格设计日益复杂精细却又互相重叠，如某单位人员每月需同时填报“个人廉政风险排查表”、“作风问题自查台账”、“八小时外行为记录表”，耗时耗力却信息交叉重复，管理成本几何级上升。

2. 为“问题”而问题

指标压力下的“无中生有”： “必须查出问题”的刚性要求，倒逼普通人员在平凡工作中“挖掘问题”。某窗口工作人员被迫在台账上写道“有时急于完成工作，对群众解释不够细致”。此类牵强附会、避重就轻的“问题”充斥各类报告，既偏离反腐初衷，也消解制度严肃性。

“安全型”问题主导： 基层人员为规避风险，偏好报告无关痛痒的小缺陷（如“学习不够系统”），而回避深层次的机制漏洞或实际存在的风险点。一位老科员坦言：“真问题？写了可能引火烧身，整改难度也大，不如写点虚的。”

反思表层化：“举一反三”停留表面归因，强调“政治站位不高”“理论学习不深”等原则性话语，鲜少触及导致同类案件反复发生的制度性缺陷、执行环节漏洞、监管链条短板等核心要素。

3.重“留痕”轻“疗效”

考核检查唯“迹”是图： 上级检查往往聚焦报告是否齐全、台账是否规整、格式是否标准，对报告所提问题是否属实、剖析是否深刻、整改是否落实、实效如何反而缺乏深入核查和科学评估。一项调研显示，70%的基层纪检干部表示检查形式内容远多于核查实际成效。

       整改环节乏力：轰轰烈烈的自查报告之后，真正的追责纠错、建章立制、流程再造等“治病”环节常常失焦、滞后或不了了之。形成了“报告很深刻，问题依旧在”的讽刺循环。

资源错配：大量的人力、时间和精力被消耗在制造“反腐文本”上，挤占了本该用于调查研究、实地督导、强化监督、优化流程的本职工作精力，形成巨大的机会成本。

二、形式主义反腐的深层症结

1. 避责逻辑与创新惰性

以“程序正确”规避责任： 复杂的报告程序和书面痕迹，常被视作证明管理者“履职尽责”、“重视反腐”的直接证据。一旦出事，“该走的流程都走了，报告台账都全了”便可成为免责盾牌。此乃“痕”为“绩”用。

路径依赖与创新惰性：依赖于文件传达、层层报告、填表问责等传统管理手段已成为惯性，对于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精准监督、如何构建更科学的预警评估体系、如何激发内生监督动力等创新方式探索不足。习惯于“以形式落实形式”。

2. 基层治理能力的现实掣肘

“上下一般粗”的指导偏差： 上级部署有时脱离基层实际，任务要求一刀切。对普通文员与核心岗位领导均要求“深挖风险、重大整改”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。

精准考核体系缺位：缺乏对不同岗位、不同风险等级人员的差异化、精准化考核标准与衡量方法。将简单计件（如报告数量、问题条数）作为唯一衡量尺度。

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：干部担心暴露真实问题（哪怕不是违法）会被揪住不放、影响晋升，不敢说真话、揭实情。“报喜得喜、报忧得忧”的环境未根本扭转。

3. 文化积习与技术缺陷的叠加

“官本位”思维残留： 部分管理者习惯于看报告、听汇报，而非深入基层掌握实情。文牍流程异化为权力确认和程序权威的象征。

信息化建设滞后：各级信息系统相互割裂，“表格围城”现象未因技术进步缓解反而加剧。“数据烟囱”林立造成重复填报，“多头报送”消耗大量人力。

监督效能有待提升：上级监督存在“雾里看花”效应，同级监督顾虑重重，下级监督难以触及，群众监督渠道不畅，使得形式主义得以在部分环节滋生蔓延。

所以说，反腐的目的是海晏河清、吏治清明，而非创造一座座精美的“纸牌屋”。当我们真正卸下形式主义的枷锁，反腐的力量才能如清泉奔涌，涤荡一切积弊沉疴，回归其守护初心、激励担当、护航发展的神圣使命。

本人来源：局子里的小新      作者：小新（原创）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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